《撞死了一只羊》：两个太阳下的救赎
前言
藏区的太阳和帕瓦罗蒂的太阳，终于在万玛才旦的镜头下重合了。一个炽热灼人，一个浑厚有力，一个来自东方，一个来自西方，这次，它们同时照耀在银闪闪的刀刃上。在中国当代电影的谱系里，万玛才旦的作者性体现在其在影像中对藏族文化的表现，对身份、自我等问题的探索和一贯的文学性。新片《撞死了一只羊》的主题依然植根于藏区特有的文化背景，以为父报仇的传统为缘起，继而探索轮回与救赎。在新片中，万玛才旦首次进行了类型片尝试，悬疑、公路等元素令影片拥有了强烈的节奏感，像一开始那辆开在荒凉公路上的卡车一样，比先前的作品更多了些横冲直撞的勇敢。
《撞死一只羊》海报
有趣的是，电影《撞死了一只羊》改编自两篇短篇小说，一篇是万玛才旦自己创作的影片同名小说，另一篇是次仁罗布的《杀手》。片中的两个主要人物——司机和杀手——便是分别源于这两篇小说。两篇文字材料在万玛才旦的镜头下产生了奇妙的互文，《塔洛》之后重回威尼斯，他摆脱了纯粹的写实主义，转而在略带魔幻色彩的时空中找到了融合二者的方式。
在同一空间中，万玛才旦用不同的调色方式和运镜区别了杀手与司机的视角，但与此同时，又通过相同的景别在二人间建立起情感连结。撞死一只羊和杀死一个人，究竟哪个的罪孽更重，究竟哪个可以被原谅？也许二人背负的本身就是同样的愧疚，又或许这两个形象本就是一个人的两面，在回忆与梦境中相遇。
在回忆、梦境与现实的交织和在司机与杀手的不断寻觅中，他们似乎各自找到了放下、救赎的方式。随着《我的太阳》的再次响起，无论是因血光而起的愤怒还是愧疚，都被可可西里的阳光照耀得无处逃遁，但最终，也都被可可西里的阳光融化了。他们似乎隐约见到了牢笼的出口，找到了通往未来的路。
在电影首映后的第二天清晨，深焦DeepFocus的记者在威尼斯采访了万玛才旦导演。
采访丨徐佳含
整理丨朱马查
编辑丨往事如烟
深焦：您的新片《撞死了一只羊》给我的最大惊喜，或者说是震惊，来自您在影像风格上的突破。虽然您在片中延续了一贯的冷幽默感，但从先前偏写实主义的影像风格转向了表现主义。还有就是您对类型片的尝试，像公路、悬疑这些元素都是首次出现在您的电影作品中。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决定做出这样的尝试？
万玛：我觉得就跟题材有关系吧。之前我也说过，小说创作它有一个原型的轨迹在里面，它有一个什么变化，那种创作的轨迹是比较明显的，但是电影创作你很难呈现那样一个轨迹，就是你碰到什么题材或者什么题材成熟了可以投入拍摄了。我可能感兴趣的题材很多，也看到很多剧本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，有些能拍有些不能拍。
比如《撞死了一只羊》这部电影，原来叫《杀手》。好几年前剧本早就完成了，但是一直没有那样一个机缘，到去年才拍了这个电影。所以我觉得跟它的内容是有关系的。不是说我要刻意做这样一个变化，我们要在影像上或者形式上说我要做一个突破，做一个变化，肯定不是这样的。
《撞死一只羊》剧照
深焦：对于您来说，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您的小说创作先行，然后反哺到电影创作？
万玛：本质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小说它有小说的一个表述方式，电影有电影的。可能有些小说适合改编，有些小说不适合，一部伟大的小说作品改编成电影不一定就能成为一个很伟大的电影。有些小说它有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潜质。而正好这两个小说都吸引了我。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影像呈现那样一个故事或者它内核的东西，所以就决定改编了。你把一个小说改编成一个电影的时候，这个小说不一定要有多么的伟大，我觉得它需要具备一些元素在里面。如果想将文字转化为影像，你必须得两种表达方式都非常熟悉、非常了解才有可能。我觉得跟创作一个剧本是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把它这样一个故事转变成一个影像故事的一个过程。
深焦：杀手和司机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是源于两个不同的短篇小说。影片的情感层面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，就是这两个人之间情感上的互文。他们明明是两个人，您却让他们分享了同样的名字，然后又再通过同一空间，甚至同样的机位，让这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个联系。我们作为观众，是在这个司机探寻的过程中还原了杀手的一个故事。 所以这两个人的叠加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情感上对救赎、对放下的那种渴望。
《撞死一只羊》剧照
万玛：只是一个互补。这种互文关系是在后来在把它落实成影像的过程中才慢慢形成的。小说里面，司机和杀手其实不是同一个名字，他们之间也没有那样一个互文关系。后来在改编的过程中，尤其在拍摄之前，我希望强化他们的关系，所以就用了同一个名字，希望形成一种荒诞性。另一方面，那个司机和杀手接近，这个演员也接近，所以有了这样一个真实和虚幻的一个互文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强化那种感觉。
深焦：这个虚幻感也是您特别明显在这个片子中强调的东西，像梦，第一次在您的影片中占据了这么显著的位置。
万玛：整个故事其实就像一个梦一样。可能是一个主人公，他梦到了另一个自己，好像他们互相梦到了自己。所以我觉得它（电影）跟梦是比较接近的。这梦可能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就感兴趣的，虽然在之前的电影作品里面没有呈现梦，但是一直是我感兴趣的表达。在小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描写。
深焦：在先前一些采访中，您提到过喜欢费里尼，喜欢大卫·林奇，我原来不太信，但这次我信了，能看到他们在您这个电影中的一些映射和启发。
在这部影片里您延续了跟《塔洛》的摄影师吕松野的合作，但是这次无论是4:3的画幅比还是调色和对梦境的拍摄手法，都和《塔洛》所呈现的调性不太一样。所以我特别好奇，您是如何与摄影师合作，共同实现这种变化的？
《塔洛》剧照
万玛：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，把这个大的方向确定下来，然后会在细节上做很多的讨论，就是怎么去完成一个梦，就尤其那个结尾。也不希望把它就是拍得特别简单。很多电影它也会表现梦，但是那个梦就表现得很直接、很简单，我希望把这个梦处理得有意思一点。就比如说费里尼，比如说伯格曼，他们的梦都拍得很有意思，觉得很难有人超越，我也希望就是把这个梦拍得特殊一点。所以在方式上，就是比如说怎么进入梦，也想了很久，然后在颜色上做了一些调整。现实部分、回忆部分和梦境部分它们的色彩其实都是不一样的，在声音的处理上也是。
《撞死一只羊》剧照
深焦：影片的调色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比较奇怪，但从餐厅部分开始加入杀手角度的叙事后，就可以理解这样的色彩运用了。
万玛：对，餐厅部分也是一个特意的设置吧，就希望他们是一个人，也不是说两面，就是同一个人。比如说这个司机看到的，跟这杀手看到的其实是一致的，所以就用了一些那样的方法。然后在现实空间中，司机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是晴天，然后他看窗外的时候是大雪纷飞，然后一条狗在走。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个仇人，有一个提前的交代，观众也许会留意，也许也留意不到——从那个窗户边上走过的，其实就是仇人领着那个小孩在走。对，有很细的那样的设置。
然后其实他们提前看到了他们的仇人，但是他没有留意到。那个杀手也是看到他的小孩之后，他才决心放下，来结束这样一个复仇的传统。其实在影片中是有很多类似细节的铺垫的，但是观众可能就会放过这些细节。对于杀手和司机来说，孩子是他们的一个未来，所以我说这个片子是关于未来、关于希望的一个电影……
深焦：所以说我的太阳……
万玛：对。如果延续了这段周而复始的复仇传统，他们的孩子也就没有未来了，他们还是要像那个杀手一样，继续保持那种传统，然后再走上复仇的道路。如果在他们那一代就结束的这种传统的话，作为个体，他们有一个内心的觉醒，一个族群也会有觉醒， 这个个体或者这个族群就有了希望，就有了未来。
深焦：关于复仇与救赎的讨论，依旧是来源于您的文化背景。
万玛：藏区就是分三大块，在康巴这个地区就有这样的传统。一直到解放前甚至解放后，这种传统一直在延续，你也可以看到在扎西达娃的一些小说里面，也有这样的描写，也能听到很多关于这样的复仇的传说。如果你的父亲被人杀了，你这个儿子就有义务来替这个父亲报仇，那就是你一辈子的使命。 所以有这样一个传统的依据在里面。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，你杀了他，然后他又要杀你。所以你要结束这种传统的话就要放下，然后才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
深焦：虽然这样的传统或者这样关于复仇的使命感，更多的是来自您个人的文化背景中，但是实际上放在大银幕上、放在整个世界的语境下，这个东西并不是私人化的，它还是一个能被大众接受的情感。
《撞死一只羊》剧照
另外，王家卫担任了影片的监制，由泽东电影出品。您能否谈谈这个合作的源起和合作的过程？
万玛：泽东作为一家制片公司非常的专业，会提供很多专业的意见和建议，也提供了很多专业的资源，包括声音、剪辑、美术。我觉得有了这些专业的资源的保障，才有了能去国外的质量保证。一个电影它需要很多专业部门来完成。所以可能各个专业的那种专业度是很重要的，泽东公司就恰恰提供了这些。
深焦：那个人表达方面，跟大的制片公司合作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什么限制？
万玛：没有。因为这完全是一个个人表达的东西，所以他们不会太参与具体的创作。他们的参与就是怎么让这个项目更加的完美，可能跟商业电影的这种合作是不一样。
深焦：在声音的处理上就是找林强老师来做配乐，杜笃之是声音指导。这部影片在声音的设计上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。
万玛：当代的电影就是声音和影像同样重要，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声音，但实际上声音会强化影像，声音对叙事、对情绪、对整个影片的气质是很有帮助的。
《撞死一只羊》剧照
在拍摄梦境和现实时，我们也在声音上做了很多微妙的处理。比如说，这个司机突然看到窗外那只狗经过的时候，那个其实就是杀手看的东西，所以那一刻就是那个现实的声音是抽空的，现实的声音完全抽离，现实的声音隐到了后面，然后才有那种超现实性，有很多这样细节的设置。
深焦：听说您下一部影片已经开始拍摄。您未来的作品是否还会在藏区拍摄，是否还会植根于藏文化？
万玛：肯定会藏区为背景，但是也会做不同的尝试吧，我的创作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，一方面因为现实的一些处境吧，不太像写小说，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跟发表没有关系。你能发表就发表，不能就不能，就是完成了一个表达，电影它会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。
所以有时候跟资金、跟审查、跟种种现实有关系，它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比如说《塔洛》其实没有在拍摄计划之中，正好那年通过了，然后也找到投资。
《塔洛》剧照
深焦：所以对您来说小说是不是更自由的表达？
万玛：是的。从那个纯粹的创作的角度讲，我觉得小说创作是自由的。
-FIN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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